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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二章 天灾与人祸孰重?

    第二十二章天灾与人祸孰重

    “朝廷不管小民出什么意外,赋税一定要送到的,一旦送不到,就要赔偿。”于谦说道:“这也是朝廷正理,只是人有旦夕祸福,在路上遇见水火盗贼,一旦有失,这些赋税丢失,寻常百姓家如何赔偿?”于谦说道:“朝廷虽然三令五申,要求免除配纳,但是地方官如果丢失赋税,他自己也要承担责任的。自然不敢承担。”

    “于是明面上没有,但是暗地里,却变本加厉。”

    “倾家荡产,不足以纳陪,自寻短见者有之,但是更多的却是百姓流亡,不敢在家里停留。”

    “只是人丁逃离,地方官不敢报,人虽然走,税负不能走,都分摊到各里头上,于是乎百姓的负担,越加沉重。情况就越发危机。”

    “臣详细问过今村安抚的十万户百姓,或多或少,都有这样的原因,再加水旱蝗灾,不得已才背井离乡讨生活了。”

    曹鼐听了,忍不住说道:“还有一件事情,臣本不该言,但不得不言之,就是徭役,按太祖所制之法,编有鱼鳞册,当十年役一年,但是太宗年间,大工频兴,岁无空役,直隶百姓频频上京劳作,哪里还有心思务农,百姓不胜重役,乃有唐赛儿之事。至于运河过境,更是有万般苦楚,百姓都要去岸上拉纤。日夜不停。”

    “有千万不忍言,不忍视之。”

    “唯陛下登基以来,罢诸般事务,废一切大工,与民休息,百姓方得喘息之机,却不想灾荒连连,臣----,臣----,臣-----”

    曹鼐说了三个“臣,”却说不下去了。

    朱祁镇顿时有些脸红,因为他知道,这不是的政策,这是太皇太后一力坚持的。

    这个时候,朱祁镇才明白太皇太后他老人家是多么英明睿智。

    天下之大,无数事情。太皇太后的政策看似很拙笨,却是抓住了主要矛盾,最少对北方来说,却是如此。

    因为太宗年间很多事情,都是发生在北方,不管是五次北伐,还是营造北京城,还是疏通运河,大部分都是动用北方的人力物力。

    所以南方百姓多得安枕,北方百姓却疲于奔命。

    朱祁镇说道:“这些话,也唯有卿等才会告诉朕。”

    于谦与曹鼐,一个是久在北方当地方官,一个就是北方的人,但是与内阁其他人不一样,三杨,胡濙都是南方人,张辅虽然是北方人,但是他家产数万亩,多为赐田,不敢说与下情不通,有些事情到底是没有切肤之痛。

    曹鼐说道:“陛下远见千里之外,即便臣不敢言之,也会有人言之。”

    朱祁镇说道:“那么,你们告诉朕,去岁水灾,这些百姓之中,有多少是天灾所致,多少是人祸所致?”

    曹鼐一时间不敢说话了。这事情他不大清楚。于谦当仁不让的说道:“臣已经细细询问过了,其中有八分天灾,两分人祸。”

    朱祁镇心中暗道:“八分天灾,两分人祸,这还算好的了。”朱祁镇听他们这说,忍不住想起后世北方大明鼎鼎的流寇,李自成,张献忠。

    可见流寇起于北方,是不有深刻的政治经济原因的。

    北方贫弱,灾害不断,反而将朝廷的大头开支全部压到北方之上,这种开支在国初虽有不得已之处,但是还算合理。

    毕竟要让南方运输粮食到九边,所耗数倍于北方运输粮食。

    但是这种沉重的负担,压制住了北方经济的发展,而南方经济崛起,又让南方人在朝廷之上占据上风,政策上向南方倾斜。

    北方不堪忍受也算是必然。

    如果朱祁镇之前想江南重赋的问题,还有一些同情江南百姓,但是此刻朱祁镇决定江南重赋原则必须保持。

    绝对不能改变,不从江南挖肉,补北方的疮,又从什么地方挖啊?

    只是北方这样的情况,也不能持续下去。

    朱祁镇说道:“于先生,曹卿,当今北方之事,当初何处下手,才能釜底抽薪?”

    于谦说道:“臣以为当将钱粮民间运输,改为官运。”

    朱祁镇说道:“有先例吗?”

    于谦说道:“有,先平江侯就令漕粮兑运。”

    于谦所说的平江侯就是陈瑄。

    说起来陈瑄的一生,也是相当之精彩。

    他本是武官之子,跟随蓝玉征战,却没有被蓝玉案牵连,后被建文帝重用,总领水师抵御北军,却不想他投降了。于是太宗皇帝才能长驱直入,直奔南京城。

    他如果仅仅如此,也不过是两面三刀之辈,不值得一赞。

    但是他在永乐年间,前后主持海漕与河漕,现在的运河体系就是陈瑄一手打造的。这一点让人不得不钦佩。

    永乐年间第一治水之臣,就是陈瑄。

    只是可惜陈瑄已经在宣德八年去世了,否则而今局面,朱祁镇决计不可能不去询问陈瑄。

    朱祁镇对兑粮法,还是有些了解的。兑粮法也不是完全的官运,漕粮的运输,其实在唐代就有一个完整体系了。

    之后不过是在上面增增减减而已。

    其核心也就是集中运输,降低成本。

    陈瑄觉得让百姓运输粮食到北京,太过不便,就令百姓运输到江阴,然后有漕运接管,然运输到京师来。

    说不上是完全的官运。

    但是只要有先例就行了。足够让朱祁镇拿来当借口。

    朱祁镇说道:“既然有先例,先生就可以看得办,只是有些事情无须着急,因为急也是急不来的。”

    “一切都以渡过这个灾年为要,等这一年过去了再说其他。”

    于谦说道:“臣明白。”

    人是互相影响的。

    于谦从正统元年到而今与朱祁镇接触最多,特别是朱祁镇很多次微服出巡,都是带着于谦。朱祁镇心中所想与这个时代碰撞,所产生的强烈改革思想,也影响了于谦。

    于谦的思想与行动也变得大胆起来。

    但是于谦本心却没有变。他心中一切都是为百姓。

    因为如果真能做到官运,朝廷定然会增加负担,甚至也要承担这一路上来的耗损。这一增一减,国家赋税大大减少。

    但是于谦与朱祁镇都没有说,于谦自然是想为百姓减少负担,至于朱祁镇心中却是令有心思。

    对这一大笔财政缺口,心中已经有了预估。

    当然了,于谦的改革,真正在全国推行开来,非要数年不可。

    说这个也有一些太早了一些。

    朱祁镇话题一转,问道:“于先生现在是直隶巡抚,却不知道直隶省的架子搭建的怎么样了?”

    于谦听了,说道:“陛下,臣让陛下失望了,臣虽然设行辕于天津府之中,但是万事纷乱,一时间都没有理顺,仅仅是徒以虚名而已。”

    朱祁镇说道:“这哪里怪先生,是朕太急了一些。只是有些什么朕还想与先生叮嘱一番。”

    于谦说道:“臣聆听圣喻。”

    朱祁镇说道:“先生不必如此,先前先生也说了不少,朕现在问一句,天下黄册准吗?”

    于谦一时间沉默了,虽然他不想说,但是依旧老老实实的说道:“不准,朝廷只有在永乐四年的黄册还算是比较准的,其余的黄册,都是填上以前的数字。略作加减而已,不过定额的总数却是不变的。而直隶各地的黄册尤其是有问题,因为水患猖獗,百姓田土每每被水淹没,数年之内,变化多次,早已不是黄册上的情形了。”

    “不知其田,不知其人,不知其产。”朱祁镇说道:“朕何以治国?”